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总体稳定，但受地区热点、大国博弈及非传统安全因素影响，呈现复杂态势，面临领土主权争端、恐怖主义、跨国犯罪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，域外势力介入加剧不确定性，战略上，我国坚持和平发展，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，深化周边国家合作，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，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。
态势、挑战与战略应对
我国地处亚洲东部，陆地与14个国家接壤，与6个国家隔海相望，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，周边国家数量众多、国情差异显著，地缘环境复杂多变，周边安全环境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、安全与发展利益，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构成，当前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呈现“总体稳定、局部动荡、机遇与挑战并存”的态势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，区域合作与地缘竞争同步深化，国家安全与发展面临双重考验。
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总体态势：稳定与脆弱并存
从历史与现实维度审视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具有“稳定性与脆弱性共生”的鲜明特征。
稳定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外交方针的引领性，我国始终坚持“与邻为善、以邻为伴”的周边外交政策，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，与绝大多数周边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，高层交往频繁，政治互信不断深化，二是经济融合的支撑性，经济合作已成为地区稳定的“压舱石”，我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，连续14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，2022年双边贸易额达6.52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5.2%；东盟对华直接投资存量超过1200亿美元，双向投资形成利益闭环，三是“一带一路”的带动性，倡议提出十年来，我国与周边国家共建3000多个合作项目，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，中老铁路、雅万高铁、中泰铁路等标志性项目落地，构建起“陆海互联、东西互济”的开放格局，为地区发展注入强劲动能。
脆弱性则表现为三重压力：一是地缘格局的动态性，大国战略竞争加剧，美国推行“印太战略”，试图构建“围堵圈”，导致地区力量对比加速调整，二是安全威胁的复合性，传统领土主权争端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，东海钓鱼岛、南海岛礁、中印边境等问题持续发酵，恐怖主义、跨国犯罪、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威胁外溢风险上升，三是周边国家的差异性，部分周边国家处于转型期，国内政治经济波动易对外政策产生不确定性，导致热点问题反复出现，环境稳定性面临挑战。
我国周边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
（一）传统安全威胁：主权争端与军事压力交织
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是传统安全的核心议题。东海方向，日本非法窃取钓鱼岛，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、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、频繁炒作“中国威胁论”等方式挑战我国主权底线，2023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，重点用于“西南诸岛防卫体系”建设。南海方向，个别国家非法侵占岛礁、掠夺渔业与油气资源，域外大国以“航行自由”为名频繁介入，2022年美军在南海开展“航行自由行动”次数同比增加30%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。中印边境，两国存在历史遗留的边界争议，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，印度持续增兵边境，推进“基础设施军事化”，修建500余公里战略公路和隧道群，边境局势呈现“长期对峙、局部摩擦”态势。
军事同盟体系扩张构成直接战略压力，美国加速构建“印太军事同盟网”，通过“奥库斯”联盟（AUKUS）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术，强化美日印澳“四边机制”（QUAD）军事协作，升级美菲“加强防务合作协议”（EDCA），新增4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，形成对我国的“C形包围圈”，2023年，美军在关岛、冲绳部署中程导弹，频繁开展“环太平洋军演”，军事存在前沿化趋势明显。
（二）非传统安全威胁：跨国性挑战日益凸显
非传统安全威胁呈现“跨国联动、突发性强、破坏性大”特点，成为周边安全的重要“变量”。
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威胁持续存在。“东伊运”（ETIM）等恐怖势力在中亚、南亚地区活动频繁，利用阿富汗局势变化外溢风险上升，2023年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未完全禁止“东伊运”活动，对我国新疆反恐斗争构成潜在威胁，东南亚地区恐怖组织与跨国犯罪集团勾连，策划针对我国公民的袭击事件。
跨国犯罪问题突出，缅北电信诈骗集团长期盘踞，2021年以来对我国公民实施大规模电信网络诈骗，涉案金额超百亿元；金三角地区毒品走私通过边境贸易渗透，2022年我国缴获来自东南亚的冰毒同比增长12%；南海海域海盗袭击、海上抢劫事件时有发生，威胁海上通道安全。
公共卫生与生态安全风险上升，新冠疫情后，禽流感、猴痘等传染病跨境传播风险加剧；周边国家频发森林火灾（如2023年印尼森林火灾导致跨境烟雾污染）、洪水（如2022年巴基斯坦洪灾造成千余人伤亡），对我国边境地区生态与公共卫生安全带来连锁影响。
资源与粮食安全压力凸显，全球性能源危机外溢，部分周边国家对稀土、锂等战略资源实施出口限制，2023年印尼镍矿出口政策调整影响我国新能源产业链；东南亚、南亚国家因极端天气导致粮食减产，国际粮价波动对我国粮食进口安全构成间接压力。
（三）大国博弈加剧：地缘竞争重构周边格局
美国将我国定位为“系统性竞争对手”，在周边地区推行“以邻制华”战略，导致地缘竞争白热化。
军事同盟体系强化，美国巩固美日韩军事同盟，2023年重启“核磋商小组”，延伸“延伸威慑”；拉拢印度参与“四边机制”，推动“美日印澳澳”四边安全对话，支持印度“东进战略”，利用中印边界问题牵制我国；加强与菲律宾、越南的军事合作，向其提供巡逻舰、无人机等装备，鼓动其南海侵权行为。
经济领域“脱钩断链”，美国推动“印太经济框架”（IPEF），试图构建排除中国的供应链体系，在半导体、稀土等关键领域推动“友岸外包”，2023年联合日本、荷兰限制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，试图遏制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。
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博弈，美国以“民主对抗威权”为由挑动周边国家与我国对立，利用台湾问题、涉疆问题、涉港问题干涉我国内政，在东南亚、南亚地区渲染“中国威胁论”，分化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。
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机遇与积极因素
（一）经济合作深化：区域一体化筑牢利益共同体
我国与